新四军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历史发展

       1937年冬，原东北军六十七军参加上海抗战。昆山一役，六十七军被打散，该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自动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抗战。中共派到东北军担任六十七军政治教官的中共党员刘冲联系一部分东北籍官兵，于1938 年初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抗战。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亲切地接见了他们的代表。代表们一致表示：“现在东北沦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是无娘的孩子，我们要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回东北老家去”。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根据他们迫切要求抗日和“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介绍他们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去，由第四支队领导他们抗战。2月，他们持着周恩来副主席亲笔介绍信，在由周恩来安排的第四支队程启文带领下，步行5天，于3月初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
        随后，原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少校副官韦郁周带领 21名官兵和中共派到东北军一〇八师新闻电台工作的中共党员周复生等同志，也几经周折来到七里坪与刘冲会合，这时共有103位同志。他们受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等热情接待。
        3 月中旬，这批人随第四支队达流波 。刘冲等参加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他们编为一支游击队。由于第四支队奉命即将东进抗日，会议决定他们首先到皖东敌后去，自己发展，自筹粮饷，坚持敌后斗争。在定名时，刘冲认为他们是东北人，将来还要打回东北去，建议用“东北”“抗日”“挺进”字词，会议研究决定命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并宣布东北人董东翘任司令员，河南人韦郁周任副司令员，不设政委，东北人刘冲任政治处主任。臂章用新四军白底臂章印有蓝色图案：一个军人端枪弯腰冲锋，下面标“向着白山黑水前进”字样，既表达了来自白山黑水的儿女“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又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随后，第四支队领导将安排情况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报告。
        3 月下旬，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下称挺进队）经庐江越过淮南铁路到达巢县，找到皖中工委委员张恺帆，张恺帆当时在巢县元山由冯玉祥指示他侄儿马忍言（冯宏谦）、冯文华（冯玉祥将军原警卫员）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任民运教官，开辟巢县党的工作。挺进队向张恺帆介绍他们在武汉接受中共领导，是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到皖东来开展抗日斗争的先遣队。张恺帆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向刘冲等同志介绍了皖东巢县、和县、含山、全椒、定远、滁县一带情况，并请刘冲给干部训练班学员作了政治形势报告。
        3 月底，挺进队 200 多人由巢县黄山进驻全椒小集，司令部设在小集张家仓房。
        挺进队经过 3 个多月抗日剿匪活动名声大振，热血青年纷纷参加挺进队，有的群众在田里生产，见到挺进队跟着就走，三五成群地要求参军。含山县抗日自卫军仙踪区队副薛汉昭，不满原含山县长范国瑛的统治，带领区队六七十人枪集体参加挺进队。加上在这之前挺进队在全椒赤镇收编刘子清的土匪武装，挺进队发展到1000多人。
        7 月，挺进队在巢县黄山休整，总部设在巢县小殷洼村。挺进队派含山籍战士张克林送信到庐江向第四支队领导汇报，要求派干部加强领导。第四支队随即派原九团政委高志荣和时生、文明地（女）、周利人等同志到挺进队加强党的工作，并决定将挺进队改建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下设3个支队，其组织序列是：纵队司令：韦郁周，政委：刘冲，政治处主任：高志荣第一支队（原东北军成员组成），支队长：张浩洲，教导员：周复生，第二支队（原巢抗组成），支队长：冯文华，教导员：张恺帆；第三支队（原刘子清土匪武装），支队长：刘子清，教导员：柳（刘）树华（挺进队派去的中共党员）。
挺进纵队建立纵队党委会，高志荣任党委书记，刘冲、周复生、张恺帆等任党委委员。纵队党委下设3个党支部，张恺帆等任支部书记。韦郁周被发展为特别党员，随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党员总数约为 100 人，时生负责地方党的工作。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筹集粮饷，挺进纵队在巢县尉子桥建立了巢县县政府，由地方开明士绅李季康先生任代理县长，派挺进纵队中共党员袁佑农任县政府秘书。不久，我党通过统战关系，由省政府任命进步人士马忍言任巢县县长，县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挺进纵队抗日大力支持，挺进纵队在巢县黄山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由于挺进纵队在皖东屡建战功，部队日益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极大震惊。设在全椒县古河镇的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督查公署专员赵凤藻一方面暗中调集各县武装，伺机围剿挺进纵队。另一方面派人打入挺进纵队内部，收买刘子清。刘子清土匪起家，原任全椒县赤镇区后备大队大队长，因与县长王宗正有矛盾怕被吃掉，故伪装进步投靠挺进队寻求保护。由于挺进纵队领导放松警惕，让其整建制保留，刘子清利用抗日名义私自在地方上招募地痞无赖等发展壮大队伍。这事被教导员文明地发现后向刘冲和韦郁周汇报，刘冲扬言要撤刘子清的职，引起了刘子清恐慌，再加上新四军生活艰苦。1942年，刘子清投降日军，当了汉奸。
        挺进纵队在收缴了已走向反动的全椒县县长王宗正兼任司令的县抗日自卫军两个常备大队等1000多条枪后，时生、王永等全椒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建议不要收缴各区乡后备大队武装，让他们维护社会治安，并建议选派县长领导抗日斗争。刘冲坚持全部收缴各区乡后备大队枪支，并要把时生关起来，负责军队党的工作的高志荣指出：“时生是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派来负责做地方党的工作的，你无权关押。”刘冲只好派文明地将提意见的时生送回第四支队去。
        在随后全椒县小集乡召开的会议上，王永等同志提出不能随便收缴地方武装，应该与地方武装商量如何相互支持，刘冲在会上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谁不同意收缴武装，就对谁不客气！”会议不欢而散。由于受到威胁，王永就带领柏青、何若人、卢其农、田国祯等连夜离开挺进纵队，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转延安抗大学习去了，有的同志就地隐蔽起来。
        刘冲去缴大马厂区后备大队余德洋领导的后备大队的枪，余不同意，刘冲带领队伍去攻打，遭到抵抗败下阵来，挺进纵队在全椒呆不下去了。
        8 月，周恩来征求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意见后，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前身为红军豫南游击队）向皖东挺进。接到命令后八团立即由舒城县西汤池等地向皖东敌后挺进。
        9 月，他们由合肥西沿合（肥）六（安）公路西进进入寿县，穿越淮南路到合肥东梁园地区。挺进纵队从巢县黄山迎至肥东县石塘桥与八团会合。第四支队决定将挺进纵队改建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总兵力约800人枪，有重机枪5挺，轻机枪10挺，战斗力较强，但由于失去地方支持处境比较困难。第四支队决定挺进团由八团统一指挥，跟随八团行动。由于八团武器装备不足，挺进团支援八团几挺机枪和一部分武器弹药。八团为加强对挺进团的领导，先后从八团抽调班排连干部30多人到挺进团，挺进团从机关到连队都有八团派去的骨干。这时挺进团下辖 2 个营、1 个直属队和政治处。团长：韦郁周，政委：刘冲，政治处主任：高志荣（兼党委书记），一营营长：冯文华，教导员：张恺帆，二营副营长：杨靖宇，教导员：周利人，政治处组织股长黎立坚，干事傅义方，宣传股长蓬荆，工作人员宋宾、李菲、范黄录等。
        挺进团领导提出和八团联合起来消灭刘子清部队，八团没有接受这一意见，挺进团带着情绪不服从 8 团安排，回到巢县活动。挺进团和时任县长马忍言刚开始关系很好，县政府帮助挺进团解决粮饷，挺进团派1个班给县政府作警卫工作。不久，由于组织上分配已到第四支队政治部工作的时生和冯文华到巢县地方工作，时生任中共巢县特支书记，兼巢县抗日自卫军政训处主任，县长马忍言兼任巢县抗日自卫军司令，冯文华任副司令兼抗大队长。一些巢县籍战士认为跟着挺进团将来不知打到什么地方，纷纷离开挺进团，参加马忍言建立的巢县抗日自卫军，连青先队也有不少人离开了队伍，挺进团只剩下300多人，转入低潮。刘冲认为是马忍言唆使巢县籍战士离开队伍，就和张恺帆到巢县县政府所在地汪家桥，刘冲用机枪对着县政府大门，要见冯文华，冯文华不在，见到县长马忍言，就气愤地打了他两个耳光，马忍言随即到八团告挺进团状。
        9 月，八团越过淮南路进驻全椒县大马厂山根王村，随即将在肥东县梁园休整的挺进团调到大马厂驻山根李村。八团和挺进团派出民运组在大马厂一带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双方一度配合很好。

开展抗日反顽剿匪活动

        挺进队 1938 年 3 月底到达全椒小集后，随即走村入户，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挺进队政治处主任刘冲等向群众宣传：我们是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的队伍，是真正抗日为人民的。小集小学进步教师何若人、张圣文等首先与挺进队联系。刚从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回家乡担任全椒县抗日自卫军政训股长的王永到小集乡对挺进队表示欢迎，随后在小集小学关帝庙前搭了一个主席台，召开了1000多名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王永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挺进队领导董东翘和刘冲在大会上介绍挺进队来历，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要与各阶层力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社会各界人士在大会上踊跃发言，表示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多年来，深受兵匪祸害的全椒人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军队，感到无比亲切，群众由刚开始不敢见面，到逐步融为一体，视如亲人。小集小学殷贵全（黄生）、殷贵才（殷山）、谷本义、王志洪（王子洪）、潘振声（潘飞）、卫丹府（卫民）、尹洪等 12名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县政训股派李希群、马荟等骨干参加挺进队。挺进队派出政工人员帮助发展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挺进队将参军后的学生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黄生任队长，谷本义（不久李希群）任副队长，范黄录任指导员，他们到处教唱抗日歌曲，书写抗日标语，演出抗日戏剧，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挺进队在全椒县小集乡短暂停留后，随即在全椒管家坝、县城、滁全公路、谭墩、石沛桥、周家岗一带以及和县、含山、巢县、肥东一带打日军、剿土匪、打叛军，进行大小数十次战斗，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敌后社会治安。
        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从上海败退下来30多名散兵，他们以原排长彭志雄为首聚集到管家坝，名为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实则霸占一方，聚赌抽头，拦路抢劫，奸污妇女，作恶多端。挺进队为争取他们放弃土匪行径，共同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彭志雄等不听劝告，继续为非作歹。5月10日，挺进队从全椒县黄家庵开赴管家坝，他们化装成赶集的群众，一举将其歼灭，缴获了全部武器，其中机枪1挺，步枪30多支，手榴弹多枚。司令员董东翘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后来转武汉治疗，副司令员韦郁周接任司令员。董东翘与刘冲共同介绍韦郁周加入中国共产党。白宗文、陈辉周、李德胜3位战士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安葬在管家坝锥子集西北墓地。这是挺进队在全椒打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在皖东打的第一仗，震惊了土匪和国民党顽固派，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
        5 月中旬，在县自卫队的配合下，挺进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滁全公路腰铺段伏击日军，击毁军车一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和布匹。
        5月15日，挺进队夜袭全椒县城，驻全椒县城 1000 多名日军被迫于次日撤退。日军再也不敢三三两两就肆无忌惮地进村祸害百姓了。随后，挺进队活跃在全椒谭墩、石沛桥以及和县善厚集等地抗日、剿匪、保护老百姓。
        6 月，混进黄山抗日游击大队的曹仁民与李彬、昌登贵、靳华堂等人屡次违反纪律，秘密勾结已被游击大队收编的1938年从南京溃退下来的川军，企图夺取游击大队领导权。游击大队在整顿中将为首的曹仁民开除出队。曹怀恨在心，策划川军李彬等叛变，他们在巢县刘庵枪杀了游击大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王子龙和指导员方纯一，并企图谋害大队长冯文华和政委张恺帆。冯文华和张恺帆得到消息后随即到和县善厚集与挺进队取得联系，挺进队派部队到肥东马集击溃了这股叛军，解救了黄山抗日游击大队，被打散和胁从的巢县籍战士纷纷回来了，黄山抗日游击大队从此并入挺进队。
        7 月，挺进队在巢县东山口伏击一支由巢县县城向北进犯的日伪军，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活捉并枪杀了替日军带路的汉奸，缴获军马两匹和一批军用物资，在皖东地区威名大震。与此同时，挺进队收编了刘子清土匪武装 100 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几个县常备大队的围剿。
同月，国民党督查专员赵凤藻要调集 7 个县武装围歼在巢县活动的挺进队，由我地下党控制的国民党滁县县政府获得赵凤藻密令后，立即派人送信通知挺进队。送信人途径全椒时被县长王宗正部下查获，王宗正掌握滁县县政府通共“罪证”后，亲自带兵攻打滁县县政府，砸烂电台和办公用品。
        月底，全椒县抗日自卫军政训股股长王永到巢县黄山向挺进纵队领导报告：全椒县长王宗正拥有 2 个常备大队 6 个中队1000 多条枪支，不积极抗日，领兵镇压不同意被他收编的抗日群众组织陈家浅“刀会”，焚烧了几十个“会堂”和村庄，屠杀许多无辜民众，到处收缴民枪扩充队伍，还在全椒县古河镇布兵设防，监视挺进纵队活动等，王宗正已经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挺进纵队韦郁周、刘冲、高志荣、时生等人研究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由政训股王永、何若人、童苏群以及县常备大队教导员罗应生、副大队长张士孝、中队长田国祯、中队指导员华龙（卢其龙）等领导的武装作内应，打掉王宗正直接指挥的一个排反动武装。
        8 月，挺进纵队除留少数人员坚持黄山斗争外，由韦郁周、刘冲、高志荣、时生等带领 700多人，经含山、和县到滁河搭浮桥进入全椒县赤镇，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家浅方向进攻全椒县城，田国祯、张士孝两个中队以演习为名，将部队拉出县城南屏山到城西10公里华兴集后与挺进纵队汇合，挺进纵队在王永率领的县抗日自卫军策应下顺利占领县城。挺进纵队另一路攻打王宗正亲信掌控的东王乡后备中队，中队政训员卢其农作内应，击毙拒不缴械反抗的中队长，其余人员全部被收编。县长王宗正事先带一个排前往古河，事发后被国民党第五行政区督察公署关了起来。此战缴获1000 多条枪，其中重机枪 7 挺，轻机枪 24 挺，高射机枪 1 挺，挺进纵队发展到 2000 多人，进入全盛时期。
        同月，国民党专员赵凤藻指使和含抗日自卫大队500多人，在刘子清团叛军配合下，突然袭击位于全椒县小集张家仓房的挺进纵队司令部。挺进纵队经奋力抵抗，突破敌人包围，贾副司令（贾大队长）等壮烈牺牲，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由于部队大量减员，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被迫从全椒转移到巢县陆家硔进行休整。
        9 月，挺进纵队在油坊集消灭地主胡载之反动武装。

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

        10月，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允许随便打土豪、吃大户，挺进团就向八团要粮饷，八团本身供给也很困难，没有粮饷给挺进团，挺进团误以为八团克扣了他们的军饷，对八团意见很大，闹起了矛盾。
        挺进团副团长温玉贵原来是红二方面军干部，因叛变革命被开除党籍，参加抗日武装后向教导员周利人提出要“恢复党籍”。由于温玉贵会笼络人心，在挺进团很有影响，周利人向高志荣作了汇报，他俩觉得很棘手，决定拖一拖，由周利人告诉温玉贵此事需请示中央，并向八团政委林恺汇报。林恺没有考虑到挺进团人心不稳现状，轻率地答复“叛徒不能恢复党籍”。温玉贵知道林恺态度后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制造挺进团与八团矛盾，致使领导人之间不愉快的事不断发生，使两团关系难以相处，在挺进团编入八团前就带着十几个人携枪投靠和县善厚集刘子清部了。
        11月，东北军缪征流部到达合肥地区，八团接到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电报：“据悉挺进团与新到安徽的东北军缪征流部拉关系，请注意。”八团误信国民党特务“挺进团要投奔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的假情报，在得到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戴季英“可以自行处理”的暗示后，没有报告主席高敬亭，在团政委林恺、团长周骏鸣等人主持下，在全椒县大马厂一带采取召集挺进团主要干部来八团团部开会的办法，以挺进团纪律不好，破坏统一战线等为由，将挺进团刘冲、韦郁周、高志荣、张恺帆等人扣押并解除武装，然后解除了挺进团全部武装，取消挺进团番号，宣布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可以走。八团的做法遭到挺进团大多数干部战士的反对，有数百名战士离去。韦郁周、刘冲被缴械后见到老部下李希群等人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不久被送往延安学习去了。有一小部分同志留下来参加八团教导队学习，后被分散编入八团，高志荣任八团政治处副主任，被缴械的挺进团武器装备武装了八团。
        1939年4月24日，八团在全椒大马厂扩编为2个团，以八团1营为基础加上警卫营编为挺进团，团长成钧，政委祝世凤。张云逸说：“我到江北后，恢复了已被撤销的挺进团，并扩大了游击纵队。”这实际上是为挺进团恢复名誉。时任八团参谋长赵启民撰文：“在大马厂整编挺进团是必要的，采取缴械混编的办法是十分错误的，是上了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的当”。
        挺进团被缴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抗战初期王明、项英右倾错误的影响，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展抗日武装；二是与刘冲个人工作粗暴使部队受到损失有关；三是挺进团一度不听从八团统一指挥；四是挺进团成分复杂，少数成员思想不纯；五是八团接到挺进团要投靠国民党缪部假情报，经研究作出了缴挺进团械的决定。
        纵观历史，新四军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成立9个月，是中共领导的最早入皖东进的抗日队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积极抗日反顽剿匪的，是具有较强战斗力和感召力的，他们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影响，为开展皖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为皖东抗日反顽剿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虽有缺点和错误，但是可以改造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