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军之初，编制有四个支队八个团队，这就是常说的新四军八个老团。但是，也有人会说，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后，明明是十个团，八个老团的提法是错误的。

关于这个问题，须得追根溯源，将历史的脉络厘清了才能明了。

新四军先成立军部，后整编部队

前一文说到，1937年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这一天，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通过其侍参室于10月6日发出“鱼侍参京电”（鱼是韵目代日，指6日），正式公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部队由整编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因为这个公布的这个电文，全国第一次知道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有了新四军这个正式番号的记录，而且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

这个时候，南方红军游击队还未整编，新四军不仅没有部队，也没有指挥机关，有的只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番号，以及一位军长。前文也论述过，之所以10月12日被认定为新四军的“生日”，并不是因为国民党将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公之于众，而是中共中央已开始考虑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一个军这个方案。直到这个时候，叶挺这位军长还未得到我方的认可。

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给博古、叶剑英发出电报，重申了改编工作的原则，给出了具体的指导：“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等等。

1937年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的有关问题致秦邦宪、叶剑英电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出发，启程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1月3日，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国际国内的形势、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国共合作抗日中的方针政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如何集中改编、改编后的干部配备等，和叶挺进行了深入交谈。叶挺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和主要干部配备的方案，并一定尽最大努力去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落实中央的意见。会谈后，毛泽东和叶挺到中央大礼堂参加欢迎大会，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宣布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发言表示：一定遵照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坚决抗战到底！

11月6日，毛泽东就新四军的编制和干部配备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宁代表博古（中共中央代表）、叶剑英（八路军代表），通报了和叶挺会谈的情况及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部）暂住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等。

鉴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活动的8个省的游击区，有7个与江西互相联系，为了便于集中改编和就近指挥抗日，经考虑后毛泽东又于11月8日致信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负责人，提出了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意见。

这里有两个事情，第一是由于这两封电报，以及之后新四军部队集结整编时军部在南昌，很多人都误以为新四军军部是在南昌成立，这个是错误的。事实上新四军军部成立于武汉，虽然时间很短就移往南昌。第二个事情是，叶挺提名北伐时的老部下周士第担任新四军参谋长，这个要求被非常警觉地婉拒了，理由是周士第正在前线协助贺龙师长指挥作战，离不开。

11月7日，项英奉命到达延安，和正在延安的叶挺第一次见面，一起商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方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十几个游击区，而且就算是在游击区，也是分散活动，而且，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在旁虎视眈眈，集结的时候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惨重的损失（如漳浦事件），因而，中央与叶、项讨论的初步意见是，先筹备军部，与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的整编和编制、军费、装备等事宜，后集结整编部队。

11月12日，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第二天，叶挺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要抗战到底。

10月2日，蒋介石给叶挺发了新四军军长的委任状。10月12日，国民党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事公布。然而，“浓眉大眼”的叶挺竟然没有对委员长感激涕零，反而跑去延安求见毛泽东，得到中共的认可后才去见记者确认自己担任了军长一事。这让老蒋很恼火。

11月21日，蒋介石电召叶挺赴南京。叶挺到南京后，和叶剑英一起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绍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的改编方案、意见和要求，却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否定——蒋某人也是有脾气的。叶挺遂毅然提出辞职。蒋介石慌忙“挽留”，又让叶挺找陈诚“商量”。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的编制等方案，叶挺一面通过“八办”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将掌握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一面积极奔走于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战区之间，要求他们给予支持。

11月下旬，叶挺从南京回武汉。叶挺依据毛泽东致博古新四军“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电文指示，开始筹建军部。

新四军军部成立

成立军部，第一件事是为军部选址。

叶挺考虑，军部要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近。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在汉口中街89号设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不久中共长江局也设在办事处里面，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也在那里居住、办公。新四军军部若能靠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上联系起来更方便。

最终他看中了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现为汉口胜利街332-352号）的一幢作为敌产被查封的日式住宅楼。这座两层小楼距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步行只要几分钟。叶挺亲自带人开锁启封，挂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筹备处）。

关于”八办”，有一件趣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高级军官是有军衔的，师长、副师长为中将，总部高级参谋、师参谋长、旅长为少将，旅参谋长、团长为上校。我军的传统是官兵一致，平时，八路军干部是不佩戴军衔的，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因工作需要方才挂上军衔标志。“八办”里面，周恩来、叶剑英两人挂中将军衔，还有四位少将高参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看到此种情形，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从这幅对联来看，王明还是有些文采的。但也能看出，王明那时的地位之高。

六人中，周恩来在52年军队评级时为军委副主席，53年军衔鉴定为元帅；叶老帅就不用说了；另外四人，李涛52年军队评级正兵团级，张经武52年军队评级副兵团级，另两人都是准兵团级别，53年军衔鉴定李涛为上将，另外三人为中将。

下图，1937年12月，长江局领导人与新四军部分负责人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合影。右起：项英、曾山、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王明（陈绍禹）、叶剑英、张云逸

项英到延安后，先是看文件，了解党的政策，然后参加了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发言，并汇报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筹备情况。中央对于项英、陈毅等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给予了充分肯定。

12月，淞沪会战败局已定，南京岌岌可危，蒋介石急于在江南开辟敌后战场，又联络叶挺，催促他加快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1日，叶挺致电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接到叶挺的电报后，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工作和新四军的改编问题，明确规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曾山、陈毅、黄道、方方、涂振农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等为委员，以项英为书记，以陈毅副之。同时决定新四军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就近指导。

当日，毛泽东、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等问题，联名致电叶挺，对新四军的改编、坚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集中改编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以及维护两党的团结等问题作了答复。

这里就要明了几个问题。

古田会议后，确定了我党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新四军军分会是党在新四军的最高权力机构，陈毅虽然未在军部任职，只是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但是在党内，他实际上是新四军的二号人物。新四军军分会的上级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就是说，新四军受在延安的党中央和东南分局、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就党内职务而言，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后又增加一副书记饶漱石）是高于陈毅的。所以在皖南事变突围无望时，饶漱石（此时是在石井坑包围圈中党内最高职务者）让叶挺下山找国民党军谈判，叶挺虽知此时去谈判已不可能谈出结果，但仍然表示“党叫我去，我就去。”

新四军成立初期，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职务比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都高。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可见，项英的很多思想其实是受到了王明的影响，从组织原则上说项英似乎也并无多大错，毕竟王明是离得最近的直接上级。但项英其实还是大错特错，虽然王明是长江局的领导，但是长江局也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按照毛泽东的电示，叶挺一面在武汉四处奔走，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四军广揽人才、筹集经费和军需物品，一面呈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到新四军工作，以充实新四军的干部队伍。

12月23日，项英率赖传珠等一批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抵汉口，受到叶挺的热情接待。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八办”召开会议，会后，项英从“八办”来到“新四军筹备处”，与叶挺会面，商谈新四军的筹建问题。通过交谈，统一了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组建方案的认识：先组建新四军军部，随后集中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军部在汉口成立后，迅速迁往南昌；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规定设置新四军军部，但要扩大政治工作机构；军部各机构及下属组织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等（军部设司令部和政治部，司令部设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和兵站处；政治部设组织部、宣传教育部、民众运动部、敌军工作部、战地服务团）。

24日，叶挺、项英听取了赖传珠关于军部现有干部的情况和工作布置方案的汇报。

1937年12月25日，在叶挺、项英、张云逸的主持下，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筹备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拟任参谋处长赖传珠、军需处长叶辅平、军医处长沈其震、组织部长李子芳、民众运动部副部长余再励、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还有部分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共数十人。会上，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组建中的新四军所面临的形势任务、抗战的形势和上海及南京失陷的经过和原因，并部署了当前的工作。

会后，“新四军筹备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宣告正式成立。

新四军八个老团代号，合起来是一句口号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一方面电召湘鄂赣、鄂豫皖、豫鄂边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负责人到武汉商谈改编事宜，一方面抓紧落实新四军的改编和组建工作。经多方商量，敲定了新四军的组建方案，并将此方案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进行了汇报。

长江局和叶挺、项英、张云逸经反复研究，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派人到新四军的原则下，对新四军的编制做出了让步，即放弃了原来“两师四旅八团”或“两个纵队七个支队”的编制，以及新四军隶属于八路军的要求，同意江南部队暂归第三战区、江北部队暂归第五战区指挥等，形成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组建方案。

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的配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

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新四军编4个支队和支队以上干部人选。主要干部为：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4个支队的主要干部是：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军部主要干部是：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军法处处长李一氓，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宣传部部长朱镜我，民运部部长邓子恢（兼），敌工部部长林植夫，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稍后成立教导队，后改为教导营，之后升级为教导总队，队长由周子昆兼任。

12月29日，项英致电中央，就同鄂豫皖等部红军和游击队负责人商谈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意见进行了汇报，并对江南其他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38年1月2日，鄂豫皖、湘鄂赣等八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负责人离汉。

1月4日，项英率领近60名新四军军部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乘坐轮船前往江西九江，再由九江转乘汽车于6日晚到达南昌的新四军首长和参谋处驻地。项英等率新四军军部离开武汉后，叶挺继续留在武汉办理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增加新四军经费和干部任命等事宜，直到1月下旬才离开武汉前往南昌。

1月2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廿六（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迳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

1938年1月初，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核准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的名单及编制、薪饷等。1月8日，何应钦核定了新四军组建方案。

中共中央长江局遂即将何应钦核定的新四军组建方案和编制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并在电报中说：“要叶挺继续向陈诚请求增加经费至少十万以上及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等委令。陈诚已调回武汉，东线由顾祝同负责，将来新四军行动另与顾商量。”

1月16日，新四军领导人决定将全军整编为8个团队：（1）傅秋涛部编为第一团队，谭余保部及赣南编为第二团队，皖浙赣边编为直属大队，合为第一支队。（2）张鼎丞邓子恢部编为第三团队，闽西南编为第四团队，合为第二支队。（3）黄道部编为第五团队，叶飞部编为第六团队，合为第三支队。（4）高敬亭部编为第七团队，周骏鸣部编为第八团队，合为第四支队（《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41—142页）。

根据新四军的编制，属于“游击军”性质，编制人数可大可小，而新四军的军费与八路军的一个师相同均为一万五千元，仅仅多了一千元的军部经费，。按照实际编成情况，红军主力改编八路军时，一个团的人数即达三千多人，比新四军的一个支队人数还要多。因而，新四军虽然是一个军，但实际上仅相当于八路军一个师。

既然属于游击军，其编制就与八路军的正规陆军编制不尽相同。根据实际情况，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十四个（海南琼崖纵队未参与整编）的革命武装整合为四个支队，每支队下辖两个团队。这个方案是经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反复研究，并报请中共中央获得批准，以此方案为基础，叶挺、项英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并达成一致。

在新四军成立初期的历史文献中，支队下辖的单位叫“团队”而不是“团”。“团队”这个称谓非常具有灵活性，可大可小，但总体上，团队的层级大于团。

这八个团队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关系为：

第一团队，代号“保”，由湘鄂赣红16师（辖46、47团、48团）余部及游击队编成。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张正坤（后江渭清）、团参谋长王怀生、政治处主任钟期光。其中：1营长熊应堂、教导员魏天禄；2营长吴咏湘、教导员汪克明；3营长丁麟章、教导员张藩。代表人物湘鄂赣边省委书记傅秋涛、徐彦刚。

当时，在湘鄂赣边省委管辖下，有一支由中共赣北工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拥有四百多名队员，并配有重机枪2挺，轻机枪18挺，迫击炮4门，领导人刘为泗。但是在组建新四军时，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奉命到赣北会见刘为泗，由于情况不明且疑心太重，被当作叛逃杀害。

明安楼与徐彦刚（红16师师长）一样，是红军优秀的将领，为革命出生入死做过很大贡献。明安楼等人被杀后，傅秋涛不再派人与刘为泗联系。

此后，刘为泗也知道自己杀错了人，但大错已经铸成，只得自行按照党的政策，于1938年6月，先后与国民党吴奇伟部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司令钟石磐谈判达成协议，赣北红军游击大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2月，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对日军作战数十次，共击毙日军五百余人，打伤数百人，活捉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迫击炮4门、轻机枪15挺、子弹数万发。

1939年2月24日，钟石磐率部制造了“岷山惨案”，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剿灭，刘为泗、田文灼等赣北工委领导和游击队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杀害。一个月后，岗村宁次占领南昌。

第二团队，代号“持”，由湘赣（湘赣红色独立团）、赣粤（红24师70、71团和独立6团余部 → 北山、油山、信康赣、三南红军游击队）、皖浙赣（红10军、红10军团余部）、湘南（红6军团余部、湘南红军支队）。
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其中：湘赣→ 2团1营：营长段焕竞、政委李忠民；赣粤 → 2团2营：营长廖昌金、教导员张顺龙；皖浙赣、湘南→ 2团3营：营长熊刚、教导员王丰庆。代表人物项英、陈毅、谭余保、关英等。

第五次反围剿，原皖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被来势汹汹的敌人吓破了胆（后叛变），被撤职后由关英代理书记，后经中央同意正式接任省委书记。

江西怀玉山，粟裕带的先遣队突破了敌军封锁线，然而，方志敏发现红十军团主力没有跟上，遂返回寻找，才得知军团长刘畴西顾念战士们行军疲劳，决定休息一晚再行动。待到方志敏做通了刘畴西的工作，部队再继续行动时，时机已错过，敌军连夜赶到，封闭了包围圈。最终，红十军团遭遇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被俘后英勇就义。

获悉红十军团失败的消息，关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红10军团突围出来的部队和红30师第1团共500余人，编成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带领，挺进浙西南，开辟新苏区，省委带独立团和直属游击队就地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北和南剿，1937年2月，独立团遭遇国民党正规军14个团围攻，部队被打散。此时关英正在生病，而他又是绍兴人，口音很重，难以在赣东北开展隐蔽工作，不得已带着警卫员以上海客商身份开了个油坊隐蔽起来。

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时，黄道得知在赣东北还有一支由游击队，有数百人，由杨文翰、裴月山领导。曾经连续派了三批人员去联系，均被当作叛徒杀掉。1938年5月，关英在南昌找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东南分局委员兼办事处主任黄道（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毒杀）听取完汇报后交给关英一项任务，前往赣东北传达中央指示。

杨文翰早年受方志敏影响参加革命，对方志敏感情很深，所部又多是遭遇严重失败的红十军余部，对国民党的仇恨很重，加上之前被国民党欺骗下山集结，被伏击损失了十余人，怀疑心很重。关英曾是杨文翰的上级，然而关英在独立团失败后隐蔽了一年多，这次又以上级领导的身份与之谈话，要求杨文翰服从上级决定，态度生硬，反而更加重了杨文翰的怀疑。最终悲剧发生，关英被杀。

此后，黄道再未派人前去与杨文翰联系。杨文翰部高举红旗，继续坚持游击战，到1943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杨文翰被捕牺牲。解放后，关英和杨文翰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与关英相比，陈毅做工作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能说会道，不然也差一点被谭余保当作叛徒杀掉。

第三团队，代号“发”，由闽西(红军独立8、9团和19、20团余部)、闽赣（瑞金、武阳、桃古红军游击队→汀瑞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处主任钟国楚。代表人物张鼎丞、邓子恢。

特别要提到汀瑞红军游击队，他们活动的区域在福建汀州和江西瑞金，这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1937年9月，他们伏击了国民党专员的汽车，从缴获的文件才得知统一战线形成。由于国民党抗议，项英、陈毅方才得知此地还有我军的一支武装。后国民党军大举围剿，项英指示他们向闽西突围，后改编为第三团队2营，营长杨洪才、副营长钟德胜。

第四团队，代号“扬”，由闽粤（闽南独立红3团）、闽西（南）（独立红9团→红军游击4、5支队）、浙南（红7军团、10军团余部→红军挺进师）编成，代表人物粟裕、刘英、谭震林、何鸣（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3团团长，1938年6月因漳浦事件所犯错误被处决）。

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参谋长王胜、政治处主任廖海涛。其中：闽粤→ 4团1营，营长池义标、教导员廖成美；闽西（南）彭胜标一部 → 4团2营：营长陈连增（24军军史作“陈 麟振”）（后黄玉庭）、教导员 黄庆余（24军军史作“黄庆义”）（后彭胜标）；浙南→ 4团3营：营长李坤、教导员刘亨云。

闽南独立红3团有一千余人，由于何鸣的错误，全部被缴械，仅副团长卢胜、参谋长王胜率一百余骨干赤手空拳跑出。此后，经我党政治交涉，国民党虽然答应归还人枪，但实际上国民党军157师只归还了少部分。整编为新四军时，重新发展起来的红3团仅300余人。

第五团队，代号“革”，由闽浙赣边（闽北红军独立师）编成，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逢洲、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代表人物黄道、曾镜冰。

第六团队，代号“命”，由闽东（闽东红军独立师）编成，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后吴焜）、参谋长黄元庆、政治处主任阮英平。代表人物陈丕显、叶飞。其中：1营营长陈挺；2营营长沈冠国；3营营长黄培松。

第七团队，代号“传”，由鄂豫皖红28军编成。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胡继亭。代表人物高敬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杨克志曾是高敬亭的警卫员，曹玉福、胡继亭是高的秘书。

第八团队，代号“统”，由豫鄂边红军独立团编成。团长周骏鸣、政委胡龙奎（后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代表人物张星江（豫鄂边省委书记，1936年牺牲）、周骏鸣。

这八个团队的代号合起来就是：保持发扬革命传统！这就是新四军八个老团的来历。

除上述八个团队，另由闽中（闽中工农游击2支队）、湘南（湘南赤色游击队3大队）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特务营。特务营营长邱玉权（1946年6月牺牲），教导员陈茂辉（55年少将）。

四支队为什么编了四个团

1937年7月15日，在博古、叶剑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政府方面的同一天，高敬亭致函卫立煌，由此开启了岳西谈判。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程子华带来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由于军情紧急，没有来得及通知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

高敬亭将为掩护主力转移和护送伤员留在皖西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同原来坚持皖西的红八十二师部分队伍合并成立红二一八团，主动承担起保卫鄂豫皖苏区的责任。1935年2月，高敬亭将皖西红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第三次重组红二十八军，设红82师，辖244团三个战斗营和一个特务营，并成立军直属手枪团，全军共1400余人，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

不可否认的是，高敬亭在红军时期，特别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功劳很大，但是他也犯有很大错误。

高敬亭1929年参加革命，资历并不老。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大搞肃反，杀害了很多很早就参加革命，革命意志坚定，党性强，能力强的干部，由此树立起个人权威。注意看一下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徐帅几乎成了硕果仅存的接受过黄埔正规军事教育的干部。高敬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被张国焘火箭提拔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的高位。

三年游击战期间，高敬亭在指挥红28军反清剿作战的同时，仍然继续推行张国焘的那一套肃反方针，很多好干部被杀，对内搞家长制，干部任用不透明。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妄图搞枪指挥党。这一条高敬亭学得很像。

鄂东北独立团是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的鄂东北道委领导的地方红军部队，曾经数次重建。红二十五军西征时，鄂东北独立团奉省委命令编入红二十五军，这从组织原则上没有问题。独立团走后，鄂东北道委又重建了独立团。皖西北道委与鄂东北道委属于平级，高敬亭带218团从皖西北来到鄂东北，将鄂东北独立团编入，重组红二十八军。从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的角度出发，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免不了“吞并”的嫌疑。

此后，鄂东北独立团又经历了三次重建，第一次重建部队被打散后，原来的老团长熊先春（1926年党员）奉命再次组建独立团。部队刚有所发展，高又祭出肃反这一招，熊先春先是被撤下来任道委交通队队长，后在即将处死前，经老战友劝说被迫离队，独自开展革命斗争。1936年2月18日，被数百敌人包围，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敬亭从报纸上看到国共合作的消息。7月13日，高敬亭率部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与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会面，看到了由交通员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经研究分析，他们对国共即将合作抗日的消息确信无疑。从而有了7月15日高敬亭写信给卫立煌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之事。岳西谈判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第一次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驻军和平谈判，可以说高敬亭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

1937年12月27日，高敬亭来到了汉口的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等人与其进行了谈话，了解情况，并商量部队改编事宜。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留在南方的共有五支红军主力部队，分别是红十六军（1933年整编后改为红十六师），红十七军（红十七师，五次反围剿后余部编入红十六师46团），红二十四师，红十军团，以及红二十八军。这其中，仅有红二十八军以建制部队的形式坚持到国共和谈。红二十八军取得了很多胜利，名气很大，装备最好，人数最多（1500人）。

当时，叶挺和项英都对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很重视，期望很大。曾经看过一篇回忆录，高敬亭到汉口后，叶挺特意亲自开车带着高敬亭在武汉转了转，对高敬亭说：高司令，以后精诚合作，一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高敬亭答：那些部队（指其他游击区的部队）都不行，没有战斗力，我要把他们重新训练才能投入战斗。时间久远，大致意思如此。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口气好大啊！

到了项英、张云逸与高敬亭谈话，确定高敬亭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红28军编为第七团队，豫南桐柏山的红军独立团编为第八团队，统一归四支队编制。这引起了高敬亭的强烈不满，为此发了脾气，而且赌气不去睡客房，在走廊里睡了两天地铺。

按照道理说，第八团队在四支队编制内，自然归高敬亭指挥，他怎么会不满？此前，豫南红军独立团力量弱小，周骏鸣去延安回来后，遵照党的指示大力发展部队，后来彭雪枫来到桐柏山，又帮助收编了两股土匪武装，甄别后补入独立团。此时的独立团从人数上亦有1500余人，不比红28军人少，只是人员和装备较差，战斗力弱。

豫南独立团与红28军属于两个系统，而且是属于中共豫鄂边省委领导，从组织层级上就高于高敬亭的皖西北道委。但是他可不管这么多，早有了吞下来的心思。如果按照编制，那么就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这就是高敬亭发脾气的原因。

最终，在1938年2月四支队集结整编时，高敬亭无视军部命令（军部确定的编制是经过中央同意并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自行决定将244团一部与鄂东北独立团合编为第九团（该团两个营，600人，鄂东北独立团为2营），将28军手枪队编为手枪团，三个分队共100余人。

所以，若说新四军成立之初有十个团，这个说法也说得过去。但是，无论是军部，还是党中央批准的编制方案，还是与国民党谈判后发布的编制，合法的只有八个团队。

几个月后，因人数过少，也有可能被上级批评，九团和手枪团撤销，编入七团。1938年12月，已被编入七团的原鄂东北独立团析出，重新扩编为第九团。

新四军出征与日军的首战蒋家河口伏击战，资料里写的我军参战部队都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这“一部”其实并不难查，战斗是由九团二营（即鄂东北独立团）打的，打死日军二十余人，我无一伤亡。可资料中却从不提九团，也不说是后来编入七团的二营打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