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廷举

在舒城、桐城、潜山三县边缘结合部，有一块东西长100多华里、南北宽约80华里的深山区域，简称舒桐潜边区。在这块崇山峻岭的大别山腹地，从1928年起，直到全国解放，一直是我党活动的核心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依托点。坚持在这块地区进行革命斗争时间最早经历最长的我党领导人和组织者要数彭廷举了。

彭廷举，化名程鹏。他生于1900年。青年时期，在唐家湾彭广顺商店当朝奉（店员）时，就利用“收帐”、“行医”和“看风水”作掩护，到处向群众宣传：“天堂农山金家寨那里，红军把土豪劣绅的田分给老百姓了。各家自种自收，不受剥削，不受压迫了。”“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有两句歌嘛，‘条牛担种我不问，千担肥种我有份’，你们有的是条牛担种，有的一条牛腿一升种也没有，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是我们自己人，怕什么呢？！……”等等。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红军的影响在崇山峻岭中回旋震荡着。

彭廷举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经过物色、培养，着手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地下组织。他先后在桐城地区发展了彭振来、彭有文、彭维甫、唐济汉、范锦江、叶子法、曾文奎等，在舒城地区发展了汪有财、汪有发、李金名、唐××、陈延寿、彭正传、沈谋政等20余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为了绝对保密起见，当时是以联络站的形式出现。这些“站”分设在唐湾、天平岭、小百丈岩、江家山、芦镇关、河棚、曹河一线，其中唐湾是廷举亲自抓的总站，天平岭是总站与舒城各站的一个重要联络站。这些“站”不公开，彼此不知道相连的站，不知全线的站，也只知道村庄名称，不知是个站。

彭廷举领导和依靠这些“站”，展开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唐湾“养济堂”药店，店老板范锦江是彭廷举最早发展的地下党员。“养济堂”就是联络总站。当年战斗在大别山的红军，需要大量药品医治伤员，彭廷举利用这块招牌从各地购药储药和运药给红军。他把药买回来后，有时利用“养济堂”行医之便，把药送到联络站，一站一站转送。有一次，曹河联络站吴侃之以找彭廷举“看病”为名来唐湾运药，他赶到“养济堂”，不巧彭廷举走了。吴怕露出马脚马上就找唐新官老医生看病。开始，唐拒绝了，并说他找廷举有别的事，不是看病，后经“养济堂”老板范锦江一再解释，唐才给看了病，吴看了病马上把药运走了。有时，彭廷举自己化装成乞丐和大叫花子，背着高躬箩，通过重重封锁线，亲自把药送给红军。

彭廷举还利用这些联络站，千方百计为红军购买枪支弹药。据我所知，到1937年止，他先后为红军购买了100多支（明项针、马铁雷、快枪、手枪）。他和汪有财在芦镇关找到施三猴子，花100银元把他叔父施从滨（国民党军长）的一支手枪和100发子弹也买来了。汪有财通过关系在上海买到手枪后，将零件拆开，分散藏在补锅担子的风箱内运回大别山，送给红军部队。购买枪弹和药品的经费，主要是向地主老财募借来的。有一次经倪秀华手向唐××借了500银元，经陈光华手向叶××、陈××两家各借了50块银元。

桐城沦陷前夕，彭廷举积极着手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第一次，他和彭锡纯、陈光华一起策动收编逃到小百丈岩的国民党部队的一支溃兵，未成。第二次，他又和彭锡纯同唐湾地方团防商谈合建地方抗日武装，未成。第三次，他与陈光华和国民党桐城县自卫大队长徐国瑷商谈组建独立分队。正在筹建中，被桐城县政府发觉，徐国瑷被撤职。三次组建地方抗日武装虽均告失败，但彭廷举并不灰心，继续再干。他叫彭锡纯、陈光华、曾慕儒三人以陈光华保存的7支枪为基础，在黄甲铺组建起了一支拥有15支步枪、三支手枪的25人“黄甲人民自卫队”。这支地方抗日武装，由队长曾慕儒率领归属新四军四支队地方工作团。

彭廷举还积极在地方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敌协会。首先在叶家老屋由叶春山、叶青山、叶思明、叶思德、叶鸣铎等15人组成了第一个青年抗敌协会，于1938年7月3日，借做地藏王菩萨生日名义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继之，又由叶思明、叶书城、叶传怀、叶鸣高、叶鸣萼等20多人，组成农民抗敌协会。还相继组成了妇抗小组和儿童团。在舒城芦镇先后组建了由李灿、汪有财等20多人参加的抗敌协会，由汪有发、李光发等30多人参加的商人抗敌协会。在这些协会的领导和发动下，开展募捐、做慰劳鞋、筹慰问品，慰劳抗日将士。就地组织巡逻队，设立盘查哨、瞭望哨，防止敌特汉奸潜入内地。

桐城沦陷后，中共桐城县临委在唐家湾组建游击队，彭廷举热情协助陈定一做地方人士工作，积极动员地方青年20多人报名参加。

彭廷举非常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初期，桐西山区还是处于国民党统治势力之下，彭廷举就积极团结争取地方人士改造地方政权。1939年，国民党桐城县政府举办保长训练班，招收一批青年参加保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地方当保长。彭廷举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动员思想进步青年报名。当时党内有人思想不通，彭廷举讲：“搞革命要有政权，我们是处在敌人统治势力下，四面楚歌，自己建立政权很困难，要改造伪政权，要用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建立一个‘白皮红心’的政权。”说服了党内一些同志，选派了彭儒泽、胡承先、唐家驿、华萼堂4名进步青年去保训班学习。保训班结束后，桐城县政府委派姚厚生任蒋铁乡长，彭廷举便指派和姚厚生有过共事关系的陈光华，说服了姚厚生同意委派彭儒泽等4人，到我们想去的四个地区担任保长。1941年春，桐城县政府又调陈秉余来接任蒋铁乡乡长。彭廷举又派人做陈秉余的工作，了解到陈秉余思想比较进步，但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情况后，彭廷举决定每月补给陈200斤大米的折付款，并接收了陈把家眷接到唐家湾安居的要求，这样再次争取了陈秉余和我党暗中合作，将全乡8个保安排了6名地下党员当保长，他又同意我们提名的两个人，一个当民政干事，一个当乡丁。甲长也作了调整。由于彭廷举运筹帷幄，处于我活动中心区域的蒋铁乡国民党政权，名义上从属于国民党，实际上为我党所控制。此外，在上层进步人士中，彭廷举又安排了在桐中任教的胡轶群和对上层人物熟悉的方召棠两人，在城内为我们搞敌伪上层机关的情报，有时还配合我们营救被敌逮捕的同志。因而使新四军在这块地区如鱼得水，敌人来到这里却处处受阻。1941年春，新四军四支队挺进大别山，国民党广西军和地方常备队一路紧追不舍，进入桐西地区后，在以彭廷举为首的地方党组织掩护下，很快分散隐蔽起来，使尾追之敌无可奈何！原挺进团副政委彭胜标回忆说：“我们1941年去蒋潭，首先就是跟程鹏接头联系，他当时是区委书记，在山区威信很高，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这点应该肯定。我们一去，老百姓都围上来了，亲热得很呀……，这里的群众是有基础的，受党的教育、影响很深。”原挺进团连长张有道亦回忆说：“我们在潜山皖山尖那里，天天挨敌人打。后来我们来到张家楼、百丈岩、叶家老屋、天平岭那里，哪知道那里党员那么多！程鹏同志叫我们把部队分散交给党员，住在老百姓家里，就像到了家，安全得很。”

彭廷举有勇有谋，环境恶劣不气馁，“兵临城下”心不慌，他具有很高的斗争艺术。1942年春，广西军五二七团两个连配合地方自卫队一个中队和一个分队，进驻潜山水贵、舒城安菜和唐湾地区，唐湾常驻一个中队，形成对蒋铁大包围。这时挺进团已从湖区撤回无为，只有挺进团长林维先率警卫排还留在桐西地区做善后工作。敌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动干戈呢？为了摸清敌军来意，彭廷举先要陈秉余乡长派两个绅士去摸内情，但是进不去。彭廷举又要陈秉余乡长和陈光华以乡警卫股主任的名义去，终于摸清了敌人这次进军的计划，原来敌军认为蒋铁一带是“匪区”，叶老屋、天平岭是“匪窝”，准备在这里建立国民党区分部。彭廷举和从湖区回来路过山区的林维先一起在工委（叶老屋叶春山家）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果断地决定：“把建立区分部的差事挪过来，不能让他们（指敌方）在这里插脚。”于是，从我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中反复物色挑选，最后决定由彭廷举单线领导的、在工委负责搞情报、统战工作的陈光华来充任这个区分部的“书记”。第二天，由陈光华亲自动手编造了一份假“国民党员花名册”，连同一份“选举区分部委员、书记会议记录”，仿照敌文件上的印章，刻了区分部图章，手续齐全地报到团部。从此，陈光华便以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身份，深入“虎穴”，同敌人巧妙的周旋，随时摸清和掌握敌军的行动计划，及时采取对策，使敌军这次大规模“清剿”毫无所得而败归。事后，彭廷举自豪地说：“这次多亏我们采取了孙悟空钻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加上社会贤达的大力协助，才使敌人四面出击，我们没掉一根毫毛，这个铜墙铁壁和统战政权真起了大作用。”

彭廷举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情操和斗志。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犯病时几乎停止呼吸，但他喝点童便，吃两个烟泡子，感觉好一点时，又坚持带病工作。他不仅为革命历尽艰辛，而且多次经受生死考验，仅我知道他就有三次遭遇。第一次是1933年冬，廷举的父亲误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险些将他活埋掉。第二次是1937年，他被敌逮捕，经亲友及开明士绅多方保救，才幸免于难。第三次是1940年，敌人又设下圈套要捉他，被他及时发觉后隐蔽了。虽然身处险境，但廷举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坚持同敌人不懈战斗。

彭廷举从二十年代末直到四十年代初，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坚持在舒桐潜边区领导革命斗争，时间长达15年之久。他从任党小组长起，直到担任边区特支书记，区委书记，桐西工委组织部长兼舒桐潜边区工委书记止（1942年农历8月16日由边区调我军七师），为党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党的组织由最初的一个党小组逐步发展为联络站、边区特支、区委、工委；党员数量由起初的20余人，逐步发展到300多人，建立了6个区委共22个支部；他亲手收缴敌伪和民间枪支200多条，建立了8个游击队，发展了400多名游击队员，其中唐湾乡就有111人参加游击队；同时在群众中发展了400多名抗敌协会会员；由15000多人口的地区逐步开展扩大到有10多个乡、6万多人口的舒桐潜边区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的严密统治下，几经敌军“清剿”，这个根据地的革命势力不但没有被敌摧垮（1944年5月后才受损失），反而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皖西工委、皖西支队的核心区和依托点。曾经一度较长时间在大别山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讲：“我认为桐西党组织是坚强的，程鹏同志对桐西的党和武装建设发展都是有贡献的。”

这是对彭廷举公正的评价，是历史的结论。

“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虽然是彭廷举亲自培养和领导的部属，但也并非称得上是一个“过来人”。因为我同他真正接触是从1928年我上小学时起（他是我长亲，经常到我家和学校来），而据我所知，他是1927年以前入党的，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绝对保密状态，他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从不轻易与人谈论，所以我对他的革命事迹不可能全部了解。我仅是根据过去跟他时，他向我所讲对我所谈的一些事，回忆整理成文，以此作为对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先烈的纪念。